凄风苦雨二十年 (三)——大屠杀后的白色恐怖

徐珏

从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至九月底这凄凉、恐慌、悲愤的日子里，我们全家三口和向东留下的那只小白猫，一起经受着难以想象的折磨和悲情。

那时，我们白天上班要参加“清查反思、说清楚”的会议，夜晚害怕被敲门抄家，整日惶恐不安，连我家向东养的小白猫也无精打彩，甚至停止饮食。向东走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我剧烈头痛、精神恍惚，无论学汉如何劝解都不起作用。

我穿着白色连衣裙，把向东养的小白猫放在自行车的车筐里，骑着自行车从小西天出发,经新街口、西四、西单到达长安街后再向西行。当时长安街上戒备森严，有大小军车载满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来回行驰，他们面朝外站满敝蓬车两侧，每人持枪分别朝街两边，机枪架在车中部，枪口都是一前一后。 马路边上也是相隔不足百米就有一排全副武装的戒严部队士兵站着，同样是枪口朝外对着马路。从复兴门桥至木樨地，军人更是密集。面对着这些刽子手，我的生命好像随时会被一颗子弹击中而结束，但我几乎没有感觉到危险，一边骑车一边喊着儿子向东的名字。他们没有理会我，继续放我前行。到了复兴门桥，向东养的那只小白猫，似乎和向东的灵魂相通似的，一到桥头，挣扎着跳下车筐嗅着桥面，发疯似的嚎叫着，声音是那样的撕裂、那么的凄唳，我看它在桥东头北侧停下来用爪子刨着地……。我流着眼泪把小白猫紧紧搂在怀里，心疼地放回车筐里，它依然在嚎叫着……。我抚摸着它的头：“宝贝，咱回家吧！”正是这可爱的小白猫，让我寻找到了儿子倒下位置。所以，那时每周日，我定要穿着白色连衣裙来到这里，这里就是我西行长安街的终点。此后，也是每年此时，我都要默默去祭奠，去和儿子的在天之灵相会。

在“六四”后几个月时间里，北京人不许外出，上班人天天学习反思，背靠背检举揭发、人人过关。当时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反思提纲是：

(一)反思在动乱和暴乱中表现出的思想、言行和态度，是否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1.当各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袭来的时侯；

2.当一些人破坏法制，任意上街游行的时候；

3.当有人喊出了批判、打倒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时侯；

4.当极少数人鼓动学生以绝食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声援绝食形成了一股浪潮的时候；

5.当戒严部队执行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向北京城内开进的时候；

6.当“血洗天安门”等各种谣言在社会上不断传播的时候；

7.当党的总书记公开站出来支持动乱分裂党被撤消一切职务的时侯；

(二)结合本单位的实际，反思在这次动乱和暴乱过程中，对本单位发生的重大事件持什么态度，有什么具体行动，起了什么作用：

1.动乱期间院内六次游行中的表现及态度；

2.有人召开所谓“民主沙龙”时的表现及态度；

3.当院内有人要成立“自治联合会”时侯的思想；

4.对张贴出的“请愿书”有什么样的想法；

5.对院内有人搞所谓“募捐”活动中的表现及态度。

(三)对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态度进行检查，是否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四）在近年来各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形成和泛滥过程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和政治表现。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二日

我本来是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不过问，而喜爱地质矿产专业的人，现在突然大祸临头，正在丧子悲恨之时，既不能哭、又不能喊地硬把眼泪强吞到肚里，这种日子怎么过啊！难道杀了我儿子还要我向刽子手去低头认罪吗？我想不通，直到必须把反思材料最后交稿的一天，学汉帮我胡乱地抄了别人的一些内容交了上去，到现在也记不起写什么了。他们杀了我儿子，还要逼我吃下儿子的人血馒头！

从六月三日到九月底的悲愤压抑三个月中，一直到最后把向东的骨灰埋葬完，我的头痛越来越剧烈，已经到了精神完全崩溃的边缘。我工作室主任赵一鸣教授毅然决定让我参加他的科学研究项目，和他助手林文尉等人一起出差山东招远——平度地区进行野外工作。到了山东，大家都从早到晚奔波于招远——平度各金矿点，投入了地质构造调研之中。大家有意避开那段时间里一切残酷折磨的环境回忆，尽量使我恢复较正常的工作，用工作中的高度集中来暂时替代北京的精神创伤，这是我的头痛得到了缓解。

一九九零年初，按原定的“中德地址合作计划”，矿床所领导派我到德国海德堡大学，那里的中外同行朋友们热情地接待了我。在德国的两年半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我常常思念着死去的向东，但国外的工作节奏却使我无暇考虑更多的细节，我的头痛病也就渐渐好了。

一九九二年中，我回到了北京，北京的情况与德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六四镇压后的恶劣环境依然笼罩在北京街头，我的心情又一次跌下了低谷。

《天安门母亲网站》首发